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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分析——以中国国家公园体

点击数: 2020-07-24 21:38 作者:www.shblunwen.com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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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分析——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目标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目标及其对管理的要求

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多样,基本上是从生态系统要素和资源类型出发、而非基于管理目标进行分类。按自然保护地的功能来衡量,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存在较多管理问题,没有保护好、没有服务好、没有经营好…。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后,国家逐渐明确了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体制,对上述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中更明确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在各国的实践中,由于自然本底条件、社会发展历程和认识理念各有不同,“国家公园”名称的使用并不严格遵循IUCN第Ⅱ类保护地的规定,而具有类似管理目标的保护地也并非都采用“国家公园”这一名称。

然而,我国对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尚无明确定义,在日常使用中不乏偷换概念、借题发挥等问题。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对其概念的区域性或国别定义应与国际共识接近、与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具有可辨识的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本国特色。而且,在自然保护区成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面积主体的情况下(中央确定的9个试点区有8个的面积主体是自然保护区),管理必须加强保护且体现多种功能,尤其是为国民服务的功能。基于此,可给出如下定义:国家公园是为保护具有区域乃至全球独特性和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由国家在陆地或海域划定并管理的面积较大的地理区域;以发挥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满足全民休闲、游憩、科学研究、教育等物质和精神诉求为管理目标的保护地类型。这样的自然保护地,在管理上有别于自然保护区——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兼顾利用,特别是周边社区发展;也因此,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核心目标是要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实现全民公益性优先,既不能损害保护地内及周边社区原住民的利益,又需要满足全国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进行“高效”管理。这样,就需要准确把握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采用高效的管理技术和机制,才能实现国家公园比自然保护区复杂的功能。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难点及其与空间管制的关系

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存在两方面突出约束:人、地,即内部有大量原住民,土地使用权大多不属于国有。这种约束下,考虑前述国家公园建设目标和管理要求,从空间管理上只能通过在空间上细化保护需求来实现,即不同的区域根据不同的保护需求设定不同的管理方式和强度。但这种方法的难点有二:一是辨识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需求;二是这些保护需求在空间管制上的体现(包括范围、形式和强度)。考虑到国家公园建设的终极目标,土地的空间管制需要体现“保护为主”,并使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原住民受益。因此,一套合理的空间规划需要针对具体特定的保护对象,明确为保有其现有状态、或对其进行改良、或避免其恶化需要采取哪些保护方式以达到保护目标。即梳理具体的保护需求,形成一套在空间上可以示范的行为准则,并将其与现有的土地权属和利用方式进行比较,提出对土地利用的空间管制程度和方法,并针对保护需求划定管理功能区域。只有明确了具体保护需求,才能设计配套制度,优化配置资源,以最小成本实现保护和利用兼顾。

对国家公园空间管制的要求,考虑理论基础和中国试点区的情况,需要从自然保护区的相关研究基础人手。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空间管制现状

功能区划和空间管制考虑不周

自然保护地分区管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发挥保护地多重功效、协调利益相关方需求的重要管理技术。但发端于MAB(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分区对自然资本空间分布的动态特征考虑不够,没有考虑生态系统各种服务之间的权衡( Trade-off),没有充分考虑人在社会经济条件限制下对自然资本的保护和开发的动因。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在规划上依据MAB建议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分法,但是在操作中并不尽如人意:不同分区的管理目标笼统甚至不符合实际;在分区方法上大多重视从个体出发,缺乏对生态系统水平的考量;没有明确的参数来界定小区边界。尽管很早就有学者本着从保护地设置地点的特色出发,对笼统的分区定义进行功能细化[3-4],但对人的需求方面考量不足,并没跳出三圈划分的思路。之后的学者逐步跳出了名称的桎梏,更多的考虑生态系统动态和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开始从资源经济学的角度考量自然资本的利用,对核心区的理解也从严格保护(Protection)逐渐走向包含一定文化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传统利用方式多样性的保护( Conservation).考虑到了特殊生境(对干扰)的需求,认为核心区可以允许符合保护目的的低强度人类活动。徐基良等(2006年)进而提出保护区面积的确定需要根据保护对象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重视动植物活动的时空规律。这种对保护对象时空动态的关注也说明有效的空间管制重视动态属性,而细化保护需求的一个关键原因也是因为笼统的保护无法针对动态变化。然而,上述对保护区功能分区认知的演变在实践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跳出功能区定义在先的指导框架。形成有效的空间管制从本质上说是基于管理目标对具体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因地、因时的不同程度的限制乃至干预1,以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现实中的自然保护区规划,仍然缺乏对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认识,缺乏对以土地权属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约束的考量2。

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忽视了对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动态,缺乏对具体保护需求的判断,从而无法实现针对性的空间管制,也无法实现自然资本在一定时空下对人类的最大福祉。

土地权属制度僵化易致管制不力

我国自然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改善管理的一个关键约束是土地权属,其涉及的土地经营管理问题可能是国家公园所依托的保护地现有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之一。土地权属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处置权,其利益主体包括社会公众、当地社区、经营管理者和行政部门。目前自然保护区出现的由土地权属引发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大多源自边界不清或不被认可,包括确权工作滞后,政府强制征地、强行划拨,征地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对土地使用权的剥夺,会导致对土地和资源利用的收益权全部丧失。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土地权属直接关系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实现,影响到原住民福祉和保护的积极性。土地管理权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政权力,对如何保障保护地体系内的居民的基本生产,有学者提出政府的义务应当包括:保障其已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义务;减免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税费的义务;收购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生产的农牧产品并支付合理价格的义务;在数量和质量上为后代人维持现有农用地的义务等[IO]。在保障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情况下进行自然保护,应给予相应补偿,以国家为代表进行资金投入以保障居民依赖土地的生存权。还有学者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契约制度和农民经济权利限制与补偿制度,并建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社区共管模式。以上建议涵盖了四个方面:一是土地使用权不应有根本性的变更;二是对土地承担的保护行为应当予以补偿;三是补偿的形式可以直接补给,也可以建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社区公管;四是上述内容可以以契约方式加以固定。这些,可通过环境地役权来实现:通过限制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某些土地经营权或收益权从而达到保护目标,并给予利益受损者相应补偿。

对此,可列举两个国家的案例来说明:一是美国的保护地役权。其对不动产所有者施加的负担并不是纯粹的限制所有利用,而是充分体现r地役权的“非占有性”,即有针对性地为了达成保护目标而限制具体的活动并尽量避免对其他利用活动的干扰。同时,地役权的签署具有自愿性,在如何充分调动供役地权利人出让地役权积极性方面,美国政府的税收配套立法提供了支撑。二是肯尼亚的环境地役权。通过环境地役权在保护区边界区域协调业主对土地的使用,其环境地役权下的合约与其所设下的限制和土地所有权是捆绑的,具体内容涉及到限制采矿、兴建建筑、捕捉野生动物和砍伐森林取材等,在控制开发上因其保护区的保育目的及其持有环境地役权之团体的保育方针而不同。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基于保护需要的灵活的土地权属制度,可破解因权属不属于政府而引发的管理难题,且能以较低成本让利益相关者形成有利于保护的合力。

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路线和制度化方案

从管理角度而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应引导保护地逐渐由资源导向向管理目标导向转变。前述两方面管理问题,可主要归咎于自然保护区在管理中忽视了对不同细分空间(尺度上远小于三区划分)的具体保护需求的判断,忽视人们从生态系统的存在和过程中受益的局地差异性,这样在现实管理中还往往因为土地权属非国有而难以进行有效空间管制。针对现存问题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提出一个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路线:

保护地空间管制规范的形成首先是对一定区域内核心保护对象的确定,形成能够反映其关键属性的评估因子体系并得到关键保护对象现状的空间差异;其次,结合空间上多样化的土地利用需求,设置在空间上的符合以及背离保护需求的行为清单;最后,提出结合土地管理调控的完整制度设计方案以实现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动态灵活的保护地空间管制。这种技术路线与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功能区划的主要区别总结如表1。

这一技术路线利于将生态系统保护的核心价值和人类福祉相结合,但有以下四方面技术难点:一是核心保护对象的确定需要建立在对具体保护地生态系统的既往研究成果、最近的本底调查和专家讨论之上并说明理由;二是保护目标的设定取决于对核心保护对象的现状评估,而该评估需要由能够反映核心保护对象关键属性的因子来实现;三是符合和背离保护需求的具体行为取决于保护对象现状和保护目标,既存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利用的权衡,也存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目标的权衡;四是最终土地管理类型、方式和强度的空间分布取决于具体保护行为的空间分布和土地权属的调整。

核心保护对象的确定

国际上,实现有效的就地保护已经越来越多地将视线从仅根据旗舰物种建立保护体系转向系统地考虑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综合指标,形成了系统保护规划( SystematicConservation Planning)‘1¨。大尺度规划一般考虑物种层次和景观层次的珍稀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或面积。因为生物多样性的空间丰富度本身取决于生态系统类型、气候、地形、土壤、人为干扰等因素,与生物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关,因此选用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服务功能替代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更强的综合性,也更加适合保护规划的决策支持,这也是我国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公园建设提出的主要目标3。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本身的类型差异,以及当前自然保护中“为人类福祉而进行保护”(Conservation To Safeguarding Human Well-being)的趋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目标可能存在潜在不一致( Incompatible)。具体而言.有研究者从生态系统结构、组分、过程和功能角度出发,指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服务功能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如何相互联结:支持服务( Supporting Services)强调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基础性,具有较大的时空尺度,为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设置了限制和边界条件;调节服务(RegulatingServices)指通过支持系统而产生可直接消费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是一种中间生态系统服务。个别服务可以在借助技术的情况下作为最终服务消费(水力和风力),其时空尺度都是中等的;供给功能(Provisioning Services)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前两种服务的利用/收获形式用以直接的人类消费,其动态基本为局地尺度。文化服务(Cultural Services)是对前两种服务的非物质的利用/收获。

显然,供给服务是人类对支持和调节服务的自行获取,短期内的收获会导致长期的支持和调节服务受损。由于生物多样性属于支持功能,亦即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会出现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14]。所以一个高效的保护地的建立需要在保护多样性和实现于人有良好效益的生态系统服务两方面权衡取舍。

本着细化保护需求的需要,本技术路线将保护对象定义为:保护地内优势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其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前者包括具有重要指示意义或保护象征意义的某些珍稀濒危种和关键种。由于国家公园的保护对象是大型、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保护价值的物种可能很多,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复杂,因此在本框架下还需要选择核心保护对象。

在物种方面,选择研究基础好、数据资料翔实、濒危或代表性突出的物种;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选择特有、典型生态系统自身最有特色、最突出的功能。这个选择过程需要对既往研究进行总结、对保护实践得到的经验进行提取、对利益相关方的认知进行梳理。在以往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往往过于重视生物物理产品的供给或经济价值的测算,而忽略了受益人的社会选择,无法很好地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进行匹配[16-18,因而这一选择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实现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的目标,必须兼顾生态系统完整性和人类福祉最大化,界定清楚国家公园的受益方、如何受益、何时受益、生态系统服务优先性和利益冲突,才能在空间上明确保护对象并动态细化保护需求,这样也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且尊重自然的管理分区。

保护对象的状态评价

保护对象往往以不同的属性(Attributes)作为表征其当前状态和变化过程的指示信息。对于一个保护对象而言,很多因素(Factors)都可能导致其发生变化,这些不同因素的作用则可以在保护对象属性的变化上表现出来。因此,最能够反映这些或天然或人为的来自生态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因素对保护对象的影响的属性就是保护对象的关键属性。属性必须是可量化的,因此可以成为反映保护对象运行状况的指示因子 (Indicators)。

在本研究的技术路线中,指示因子需要能够反映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动态变化;同时,由于规划框架针对保护的空间管制,保护对象的关键属性需要具有空间维度,或者保护对象在空间上可以定位。

生态系统评估和监测的因子选择有三个基本标准:可以简化复杂的关系;可量化、易理解、便于交流;能够满足所要指示的属性。因此,选择哪些关键属性形成指示因子以对保护对象现状进行评估,得到其空间分布状态并设定有等级的保护目标至关重要。

指示因子:在物种方面,可以直接反映其物种和种群特征;在生态系统服务方面,需要选择能够反映支持和调节服务质量和来源的生物和非生物基本属性,化繁为简。事实上,适合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因子并不完善,仍处在讨论之中[19]。不过,Kandziora等(2013)在分析生态系统属性、完整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一套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指示因子[20](见表2),在应用到具体的保护地时,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生态系统特性增减,从而为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关系提供了可选择的范围。

基于关键属性的保护对象状态的合理空间差异带来的不同保护目标: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可变性使得设定保护对象状态的等级尤为重要,在不同的等级中,包含保护对象在一定时空内允许的属性变动范围,等级间的差异表明保护目标不同。比如,处于森林演替不同阶段的斑块在一定时间内具有不同的保护目标,已经处于稳定的顶级群落的斑块需要维持其结构和功能,而仍处在不稳定状态的演替群落则需要排除不良干扰以保证演替方向。为了实现这些差异性的保护目标,就需要明确不同空间的具体保护需求。

 

土地管理的针对性和动态性

在空间上,对不同等级的保护目标实施专门的保护行为并限制部分利用行为,需要结合现有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和土地权属情况,从而明确具体的空间单元里究竟哪些行为需要实施,哪些行为必须禁止,尤其哪些负面清单上的行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可以实施。如果现有土地利用存在负面清单上的行为,则对其进行土地利用范围、强度和形式等维度的限制及补偿。

环境(保护)地役权制度是上述土地管理方式能够实现的一个制度化途径。其本质是地役权人持有者对土地施加限制或积极义务的非占有性利益,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具体的保护需求。在实践中,非占有性使得土地所有权不变,并且必须有针对性地为了达成保护目标而限制具体的活动,尽量避免对其他利用活动的干扰。因此,地役权可以对生态和景观上连续的土地资源因为权属不一造成的破碎化进行再统筹,确定具体的公共利益保护需求,明确供役地权利人可以继续享有的权利,建立补偿机制并测度补偿标准。

这种制度已有现实基础,类似的通过对土地利用的局部限制而提高整体保护效益的制度已经以分离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方式在进行: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以来,其提出了山林“两权分离”的管理模式。土地所有权方面,林地、林木所有权归村委会所有;土地使用权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山林实行有偿使用,补偿标准考虑经济林出材量受益和景区门票收入等比例测定;山林确权和有偿使用协议书由各村村民代表签字同意、双方法人代表签字盖章并进行公证。与地役权相比,这种较为“原始”的“两权分离”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使用权的全部转让过于笼统,没有考量依赖自然资源的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二是由于“一刀切”,在补偿测定方面只针对林木生产,没有考虑居民对保障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如水源地保护)的贡献;三是只有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一方出资,没有尽可能地扩大补偿资金来源。

因此,环境地役权在设计上可以把握三个方面:使用权或收益权的细分;保护行为和限制行为的权责明晰;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并重。这样,才能够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更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得失,将保护和发展目标细化,也留有扩大资金来源的余地。

土地权属的复杂性已经对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边界调整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土地的赎买、流转等方法和原住民的搬迁不但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剥夺了原住民土地收益权,也忽视了人地关系的动态性和某些情况下对保护的促进作用。因此,通过地役权制度,根据具体的保护需求对收益权进行定点、定时的限制并通过自愿形式在合同内明确,还可以将分散利用的土地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整合,使得有些在单一地块上不经济或无法实现的利用以规模化管理和经营方式实现,成为一种非现金类的补偿。
     保护需求鼓励和限制的行为(正面和负面清单)

保护需求指为了实现保护目标而开展的行动,有些行为可以维持和优化生态系统,有些行为必须禁止和减轻以达到保护目标。所以这些行为根据其是否与保护目标相容( conservation-compatibility)分成两方面:与实现保护目标一致的行为(空间划界、鼓励行为及其相关的机构建设和资金配套等);限制或禁止的行为(体现在负面清单和其具体的监测和处理办法上)。细分保护需求才能保证这两方面的行为能落地并有行政力量支持。

保护行为和负面清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只是体现了保护和利用的权衡。负面清单的意义在于明确哪些行为对实现保护目标具有负作用。由于自然资本(NaturalCapital)是人类一切物质资源的基础,人类的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建造资本(Built Capital)也都直接或间接地需要利用自然资本,从而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特别是作为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环境的互动。因此,负面清单的行为程度不一,形成一个谱系,可以从干扰较小的直接收获生态系统物质产品,到结合其他资本投入而对生态系统进行的大规模的改造。负面清单的行为能否予以进行,取决于是否会干扰保护目标的实现,只有干扰强度加大,用短期的物质攫取破坏了长期的服务供给流的可持续,才会影响保护目标的实现。

基于这个认识,细化保护需求针对保护地具体情况形成具体保护和限制行为清单,整体上可以称为一个“保护一致性” ( conservation-compatibility)谱。作为某一空间管控的指导,谱系一端的行为具有最高的保护一致性而另一端则最低,具体的保护行为和管控行为则需要针对一地的威胁因子进行梳理。本文提出保护行为随着干扰加强可以分为:监测性保护、干预性保护、工程性保护。监测性保护主要指设立并定期查看数据来掌握保护对象状况,干预性保护指为了促进或限制生态系统结构优化和功能实现而对生态系统进程进行干预,基本不利用大型机械或永久设施;工程性保护多指利用工程方式进行较大规模的保护。限制/禁止行为(保护不一致)随着干扰加强可以分为:生态系统产品和非物质产品利用:环境资源利用;建设开发利用。生态系统产品利用一般是指生态系统供给服务提供的产品,非物质产品利用则是指对生态系统通过认知和体验得到的收益;环境资源利用则是对非生物的自然资本的利用;建设开发利用主要指为满足经济和社会需求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对自然环境干扰很大的活动。

负面清单的这3种分类大致可以反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和损害程度,但并不全然如此,如基础建设本身可能规模有大有小,需要从细致的行为上加以判断,同时一项行为的实现方式也有不同,比如消遣与游憩可以是步行,也可以是机动车,其影响强度有差别。在具体应用时,对每个关键的行为都应当给出明确定义。

综上,细化保护需求为分离所有权、细分收益权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设计和实践地役权制度落实保护需求提供了可能。尽管《物权法》提及了地役权,但环境方面的地役权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因为需役方所希望实现和改善的是公共利益。建立国家公园的地役权制度,必然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对现有的地役权条款做出更细致的解释,甚至对现有内容进行修订。同时,地役权制度也应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矛盾。

技术路线的应用

本文提出的技术路线,将生态学分析与管理制度设计衔接,经过对国家公园试点区的实证改进后,最终形成一个适应性管理框架(AdaptiveManagement)。其在使用中还有不少挑战,保护对象的界定涉及到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仅需要科学家的意见,也需要原住民、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界定,从而在一个庞杂的生态系统服务列表里找到该区域涉及到的最重要的内容。

在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和核心保护物种的评估上,由于涉及地域非常具体,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数据的完善、精度和不同数据的时空一致性。不可否认,目前在生态系统供给服务的评估和预测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和计算方法,但是对于支持和调节服务的数据来源和测算,由于涉及到生态系统功能,还需要对指示因子进行合适的选择19]。同样,对于供给服务需求的社会选择往往比较清晰明确,而对于其他类型的服务,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则需要从政策、立法乃至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中取得信息。

这种利益相关者参与可以采用不同的工具和过程,包括小组座谈(Focus Group Workshop),利益相关者会议( StakeholderPanel),采访(Interview)和调查(Survey),乃至社会学习(SocialLearning)。这些针对保护对象界定的参与者过程同时需要专家引导,让利益相关方明确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选择,特别是把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用最有利于让利益相关方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方式表达,同时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管理目标与生态系统服务设法对应起来。比如,流域内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可以与社会管理中的防治旱涝明确结合,这样可以在保护对象的界定上为包括专家、保护地管理者等其他利益相关方创建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

此外,这个技术路线也强调保护和利用、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和其他服务的权衡,旨在让国家公园实现“全民公益”,因此对不同利益相关方对保护对象的选择及其在空间上状态的等级状况需要全盘考虑,比如通过情景分析等,最终确定哪些保护对象具有保护优先权,使得人民福祉在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接受度上实现公正平等[23-24]。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尺度。在国家公园范围考虑的生态系统服务可以惠及其边界外,因此在之前的保护对象确定过程中应当界定清楚作为受益人的利益相关者大致的地域范围并对其选择进行一定的调查。

当然,保护对象的确定和其空间状态的评估都是为了明确保护需求,因此,对当地已有的威胁因子的判断是形成具体的“保护一致性”行为谱系表的前提。这个行为表可以内容详细,但是其具体行为的鼓励和限定需要考虑保护地实际的社会管理、法制基础和体制创新的力度。特别是土地利用制度的创新,需要在框架分析中提到的一样,考察当地业已实施的生态补偿制度,特别是对土地权属有比较前沿的考量的制度,这样,在包括地役权等制度的设计上才能有针对性、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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